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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三农”问题演变及破解思路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网站:中国农林科技网  来源:爱农者言  发布日期:2019-08-22
核心提示:摘 要:对三农问题演变趋势和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前提。改革开放后经过长期中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
 摘 要:对“三农”问题演变趋势和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前提。改革开放后经过长期中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内部孕育的变革动力和外部环境倒逼, 为“三农”问题突破以往的约束边界、发挥新的功能价值、蓄积新的发展动能提供了条件。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必须立足“三农”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独特表现领域和表现形式, 系统谋划通过乡村振兴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优化路径。在整体推动“三农”工作的同时, 要立足于三者之间粘度降低的变化, 把握好时机并积极寻求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点突破;以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为抓手, 在筑牢农业发展根基的前提下, 着眼“接二连三”和多产融合, 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和质量效益;深度挖掘乡村生态、文化等多维价值, 加强乡村治理变革创新, 推动乡村文明发展和城乡融合;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深化改革为“三农”工作破除各项障碍, 加强配套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

作为东方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 灌溉农业和精耕细作是我国历代民众的生存基础, 从原始部落的合作治水、防旱防涝等农业发展所必须的共同劳动中, 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文化传统, 小农经济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稳态政治社会结构, 也造就了中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和独特文化标识。但是小农经济固有的封闭性不利于市场拓展和资本积累, 在西方进入工业革命后, 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 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崛起, 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艰难困境, 并不得不被动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与西方通过对外殖民扩张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不同, 中国只能从农业提取剩余, 依靠内部的调剂和统筹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支持, 农业、农村和农民承担了过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 尤其是1980年以后, 我国的工业化从建国后中央政府推动的工业化变成了约7万个地方政府都要进行地方工业化资本积累, 农业、农村和农民所受的挤压程度更深, [1]“三农”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并得到学者的重视, 逐渐被纳入学术研究视野。

“三农”问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统称,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三农”问题的依重点和主要表现会随着其内外影响因素而变化。经过改革开放后长期的中高速发展,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农业发展条件、主要矛盾和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在国民空间格局中的地位和价值也急需重构, 农民内部也出现了极大的分化, 这些决定了新时代“三农”的独特表现形式。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必须首先明确“三农”问题在当前的变化与呈现, 必须为乡村振兴战略选择优化实施路径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进展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我国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工农革命取得政权的, 对“三农”问题的积极应对和妥善解决一直是其执政的重要内容, 依靠传统小农经济的内在伸缩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一次次地化解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危机, 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三农”问题除了受到工业化、城市化等人类社会演进规律、中国作为人地关系紧张的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的影响外, 还现实地依赖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等历史进程, 在演变中呈现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在地方进行工业化早期积累向基层农民摊派过多时, “三农”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民过得太苦、农村生活太穷、农业弱质化边缘化等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土地撂荒、农村空心化、农民工城市融入难等问题;在城市工业和建设用地需求急增和资本下乡过程中, 又衍生出了失地农民、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村落终结等问题, [2]必须敏锐地捕捉“三农”问题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关键时点, 审时度势谋划“三农”问题破解路径。

党的十八大高度肯定了过去“三农”发展的成绩, 明确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的科学判断, 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 将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六年来, 高度重视我国粮食安全, 严守耕地红线, 不断提高粮食供给保障能力;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大力提升农业供给的质量效益;积极提升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 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加强顶层设计, 建立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框架;全力开展扶贫攻坚, 拓展收入渠道, 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这些政策和工作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三农”工作的深化发展, 基于十八大以来“三农”政策和工作实践的理论研究为我们现在及未来认识和化解“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十八大以来, 学术界围绕“三农”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党的阶段性“三农”政策和主要领导人的“三农”思想的总结归纳, 如陈林认为“三农”思想经历了“大农业”到“大农合”再到“大农政”的发展脉络。[3]二是对“三农”概念的深度考察及其研究进展和分析框架的探索, 代表性成果有贾俊民和葛文光对“三农”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详细考察, 认为中国提出这一概念对于探索不同于西方的解决三农道路有重要意义;[4]叶敬忠对“三农”概念则提出了质疑, 认为其是被夸大的学术概念, 建议使用“农政问题”以避免“三农问题”这一概念的局限性。[5]三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对“三农”问题的再思考,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 “三农”问题研究迎来了又一波研究热潮, 项继权、周长苏认为“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是“新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 建议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化解“新三农”问题;[2]张军对乡村价值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 建议国家制定乡村振兴法并不断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7]刘守英、王一鸽认为有必要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 在新的分析范式下思考公共政策制定, 助推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8]

已有研究成果为理解“三农”问题演变和思考“三农”破解思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也说明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三农”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但已有的成果更多地是指出了“三农”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转变的外在现象性的呈现, 对“三农”问题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却挖掘不够或说理不充分, 以至于可能影响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准确理解, 而本文正是尝试在更为宏观的背景和更加多维的视角下对“三农”问题转变的内在动力和临界突变的必然性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新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演进趋势

“三农”在中国牵涉面广、问题程度深、三者关联性强, 这些推动着“三农”从旧矛盾、旧现象、旧空间向新问题、新形式和新领域转变转移。制约“三农”发展的约束条件和限制边界的推移、国家发展新的时代方位下“三农”的角色定位和价值重估, 这些是推动“三农”问题演变的内在动力, 也是我们穿透“三农”问题的表象深入认识其实质、寻找破解“三农”问题的科学政策和优化路径的基础。改革开放40年后, 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的发展动能和外部形势环境倒逼, 为“三农”问题突破以往的约束边界、赋予新的角色使命、蓄积新的发展动能提供了条件。

1. 农业发展环境变化及现代农业经济体系中的农业功能定位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比重、功能定位及内外部发展环境产生了深刻变化。首先, 中国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大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顺利转型, 农业增加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50.5%, 下降到1978年的27.7%, 在2017年又下降到了7.9%;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在1952年为83.5%, 在1978年下降到70.5%, 到2017年则又下降到了27%。1与此相应,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逐渐提升, 国民经济结构日趋优化。第二, 农业面临的发展环境从封闭自给走向开放竞争、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走向消费升级的买方市场。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弱势产业进行保护的过渡期的结束, 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后履行责任的要求的提高, 中国农业将在全球市场面临并承受更加严峻的竞争压力。第三, 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加深, 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嵌入互动加强, 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农业除了满足人们对粮食果蔬的需求外, 还在生态农业、景观农业、乡村艺术、乡村旅游等方面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提高农业产出附加值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第四, 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土地资源对农业耕种的硬约束, 中国从2018年首次大范围试种海水稻, 数亿亩盐碱地有望被改良为粮仓, 中国一些企业经过长期探索在无土栽培设备和技术方面逐渐成熟。第五, 城乡的互联互通和人才流动为农业从业人员更新换代提供了条件, 传统农业人口流出或老龄化, 懂农业、爱农村并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的新农人加速流入, 农业、土地和传统农民的关系粘度产生变化, 捆绑性有所松动。第六, 借助于金融工具创新、筹资方式变革、大数据推广应用和供需对接的便利化, 农业资本投入主体和渠道更加多元多样, 众筹农业、定制农业和“互联网+”农业发展迅速, 无论是生产决策还是营销推广、服务反馈等方面, 原本作为国民经济体系基础环节的农业及农产品借助技术手段走到了每个人、每个家庭的视野中心。农业在以上六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决定了当前农业问题的矛盾焦点和具体形式。

在国家进一步扩大全面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体系的宏观背景以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引领下, 我国农业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发展现代农业、强势农业。现代农业要依靠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破解中国人均农业资源占有水平低的发展限制, 为现代经济体系补短促强, 强势农业要求在全球农业市场竞争中形成明显优势并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当前影响我国农业在全球竞争力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人多地少, 农业发展政策过于强调增产, 解决了全国人们的吃饭问题但成本过高, [9]依靠大药大肥实现了增产, 但对环境污染严重, 制约了我国农产品的品质提升。[10]二是中国小农经营惯性制约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农户经营规模太小, 农业产业链上专业化分工不足, 影响了农业机械等现代化生产工具的使用推广, 农业组织化程度低, 小农户在农业国际市场的标准制定和定价谈判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三是高补贴支撑下的农产品价格高企缺乏市场竞争力, 但因为成本由多个分散的部门或群体承担, 导致缺少变革和淘汰的动力。四是建立现代强势农业所必须的人才短板愈益明显。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而长期以来农村“能人外迁、穷人沉淀”, 在一些偏远农村都是高龄老人在用最传统的生产方法从事农业生产, 尽管现在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 城市人才向农村回流渠道也已建立, 但回流人才的比例还很小, 现有的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与现代强势农业需要的人才标准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以上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到农业升级发展, 将会影响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2. 乡村宏微观条件变化及城乡融合中的乡村价值重塑

乡村作为聚落空间, 也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不断演变, 乡村内部出现分化, 大量村落消失, 乡村发展的微观和宏观条件已产生了较大变化, 乡村也急需布局优化和价值重塑。首先, 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 乡村内部出现严重的分化, 一部分城郊村、中心村迎来活化机遇变得更加繁荣, 大量偏远乡村在人走村衰后“自然”消失。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中国农村自然村数在2010年为2729820个, 到2015年就减少到了2644620个, 平均每年约有1.7万个自然村消失。第二, 随着道路条件的改善和汽车的普及, 水电气网在绝大多数乡村已经铺设完成, 乡村综合环境大为改观, 乡村与城市的基本生活条件差距逐渐缩小, 城乡之间的交互性增强, 城乡融合具备了现实性支撑。第三, 乡村是现代人回归自然、释放压力、寄托乡愁的重要依托, 在现代城市工作节奏变快、压力增加、城市病凸显的当下, 乡村悠闲多样的生活方式对城市人口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也凸显了乡村的独特价值。第四, 伴随乡村人口外流和乡村分化, 乡村居民的互动与社会联系减弱, 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规则发生重大变迁。乡村过去基于血缘、地缘和人情的“社会资本”弱化, 有些乡村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出现衰退, 集体协作变得更加困难, 人口流动将基于陌生人、市场化的人际关系模式逐渐带入农村, 乡村治理面临变革创新。[8]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即便是城镇化率达到70%, 也还有近4亿人长期生活在农村, 农村的人居环境、经济活力、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和谐稳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城乡融合以及新型城镇化的视野来看, 制约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难题有三:一是乡村基本公务服务配套和保障水平还比较低, 这是制约城乡互动最根本的因素, 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的城乡差距是制约优秀人才扎根乡村的最大原因。二是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可能会因为利益主体缺位和成本收益不匹配而动力不足, 失去了生态底色和传统文化的优势, 乡村的价值将大大降低, 城乡融合将难以真正实现。三是乡村治理正面临旧的规则和秩序逐步瓦解而新的有效治理机制尚未建立的关键时期, 不良风气、恶俗文化可能在乡村盛行并给乡村的和谐稳定带来诸多隐患。

3. 农民内部分化及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转移

农民内部分化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一直在发生的变化, 经过长期的量变, 农民的内部的分化在当前更加明显。首先, 去集体化的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沿海工业化为农民就业增收提供的新渠道, 导致中国传统上“以土为生”的均质化小农在卷入非农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分化。土地流转为不同类型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拉开差距提供了条件。第二, 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孩子在经济和社会行为特征上出现了一系列显著的代际变化, 体现出了很强的入城不回村倾向。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中, 有两个强烈的拉动因素促使“农二代”入城, 一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1) 高等教育的录取率和录取人数增长迅速, 大量农村学生通过高考进入了大学, 在接受3年或4年的高等教育之后, 更加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 也具备了在城市就业扎根的能力;二是正值城市化建设、房地产市场大发展的十年, 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从事建筑、装卸、服务等行业, 他们的子女也相应地了解并逐渐适应了城市新生活。第三, 城乡资产近十多年来的差距显著拉大, 城市房产增值明显成为了比居民劳动增收更快的因素, 而农民的房产等财产则因为种种原因增值缓慢, 在城市购房等投资的收益更为可观, 更多农民自发或在城里亲戚朋友的鼓励带动下, 在城市购房安家, 并积极寻求就业门路, 主动融入城市经济体系和都市生活。第四, 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应用为城乡居民突破现实距离提供了条件, 借助网络的便利化和低成本, 农民可以更方便地学得在城市就业所必需的技能知识, 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 早期农民融入城市的种种不适与障碍大幅减少。

尽管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一半, 但未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仍然会持续较长时间, 这既是城市经济发展对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然需求, 又是改变我国农业劳动过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必然过程。在农民加速向城市转移、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 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尤为迫切:一是城市房价过高导致农民在城市安家成本过高, 过高的生活成本导致农民不敢或无法流入城市。二是农民在进城后, 相应的子女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交通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加,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全球经济下滑压力大、财政增收困难的前提下, 短期内大幅增加的需求必然导致城市现有公共服务紧张, 城市原有居民与新近从农村流入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增加。三是农民流入城市后在工作、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适应能力还急需加强, 也有不少农民在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期待下从农村流入城市, 而后发现城市生活的艰辛与压力也非同寻常, 继而作出过激行为害人害己。所以针对农民流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和心理调适还面临沉重任务, 这个方面的工作如果做得不够, 可能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居民幸福指数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乡村振兴视阈下中国“三农”问题的破解思路

对农业、农村、农民及其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演变及其具体表现领域和表现形式的精准把握, 是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乡村振兴是关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前景和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 具备系统性、长期性、融合性、差异性等战略特性, [12]按照战略实施三步走计划, 2020年、2035年和2050年是三个关键节点, 最终要在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 为此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要求和“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五大抓手。在乡村振兴战略支撑下,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整体思路为: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指引, 按照统分结合原则, 深入分析“三农”问题演变的历史脉络, 准确把握中国“三农”的未来发展趋势, 按照现代强势农业的标准, 优化国内农业供给结构和生产力布局, 实现产业兴旺与产业振兴, 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正视并积极应对乡村的内部分化, 着力提升乡村生态和文化价值, 分类推进乡村治理变革创新, 实现乡风文明和谐与城乡融合发展;保障农民的正当权利, 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活力, 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逐步提升农民的现代性;不断深化农村改革为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各种障碍, 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1. 在时机把握上, 既要考虑整体推进又要积极寻求重点突破

农业、农村、农民三者之间既是有严格差异性的独立存在, 又是高度关联的有机整体, 我国学术界在90年代中后期首创性地提出“三农”概念, 并将三者作为相互嵌入、风险叠加的一个整体看待, 对于引起全社会对“三农”风险的重视、推动“三农”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 农业、农村与农民以往的捆绑性有了一定的松动, 联结粘度有所降低。以农业发展为例, 就急需跳出农民、农村的“三农”既有范围, 在农业筹资、引智育人等具体问题上, 要在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市场变化、技术变革、社会变迁机遇的过程中, 对某一问题或一个问题的某一重点领域寻求重点突破, 以重点突破带动“三农”的整体发展。

2. 以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为抓手, 在筑牢农业发展根基的前提下, 着眼“接二连三”和多产融合, 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和质量效益

产业振兴为乡村振兴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经济基础, 筑牢我国农业发展根基和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是实现农业多产融合和价值提升的关键。具体来说, 主要着力点有五:一是充分吸取既往战略教训, 转变发展导向, 推动农业在增产的同时, 更加注重提升质量, 更加注重农业产品的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 加减乘除一起做, 走质量兴农之路。[13]二是建立完善中国现代农业生产、产业和经营三大体系, 形成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新主体与传统小农户有机链接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态群落, 积极拓展现代农业产业链、价值提升链和利益分享链, 推进多元化专业化农业服务发展。[14]三是培育中国农业发展新动能, 深度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 加强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 积极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景观农业和乡村旅游等农业发展新空间。[15]四是及时调整支农政策, 政府调控之手与市场之手要形成合力, 用好财政、金融、保险等政策工具, 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 加强政策工具有效性评估, 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五是加强农业人才支撑和新农人队伍建设, 造就一批“三农”工作队伍, 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 发展一批农业企业家, 合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3. 深度挖掘乡村生态、文化、教化等多维价值, 加强乡村治理变革创新, 推动乡村文明发展和城乡融合

乡村是我国目前近一半人口生活聚集的空间, 是中华文化发源和传承的重要载体, 是我国最根本的生态屏障, 在过去的“三农”工作中, 关注粮食增产所以重视农业, 关注增收和社会稳定所以重视农民, 但对农村相对忽视导致了当前村庄衰而未亡的严峻现实。[16]乡村振兴就是要深度挖掘并在城乡互动中实现乡村的多维价值, 为乡村活化和兴旺提供支持。具体来说,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一是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视角, 高度重视乡村的生产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文化价值和教化价值等多维价值, 深度挖掘乡村多维价值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领域。二是引导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畅通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下乡渠道,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 设置必要的不良行为“防火墙”, 提升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 配齐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 建设宜居乡村。三是矫正城乡统筹下政府力量过强、市场力量不足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 积极呼应已经出现的城乡互动格局, 发挥城市和乡村两种异质文明的各自优势, 逐步实现城乡两个空间的平等发展权。四是积极应对乡村人口代际变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原有礼制秩序趋于瓦解的客观现实, 激发乡村自治活力, 用好农民群体的主体价值, 发挥家庭和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在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合一”框架下, 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4.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仍然处于农村人口居多的历史发展阶段, 将过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 只留下精干并适量的农民从事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农村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和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 解决农民问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放松对农民的控制, 提高农民的主体性, 相信农民并依靠农民, 充分释放农民的积极性和创新创造能力。二是尊重和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就业权和民主选举权, 破除市场分割和交易障碍, 使其成为真正的财产主体和权益主体。三是在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导引下, 进一步将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并使其能够享受到与市民平等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四是在重建农民经济组织体系已具备政策环境、法治保障、市场条件和实践基础的情况下, 探索创新多种带动模式,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赋予农民合法自组织权利和空间, 增强其主体性和话语权, 使得广大农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逐步过上富裕生活。

5. 不断深化改革为“三农”工作破除各项障碍, 加强配套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农村改革在我国改革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页, 这些顺应时势的制度变革、政策转变和路径创新既是中国一次次化解“三农”危机推动中国农业农村工作走向新高度的重要保证, 又为全国的城市改革、企业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时至今日, “三农”问题的一些症结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 也是以往改革不系统、不彻底的历史遗留。未来, 实现乡村振兴和彻底破解“三农”问题, 仍然需要改革“助攻”, 具体来说, 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充分重视土地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高度关切不同主体和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 审慎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通过分类改和设立试点等方式调控改革的力度、提升改革成效。二是要注重区域差异性,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避免一刀切和一阵风, 同时要充分考虑政策的滞后性和关联性, 加强政策跟踪调查和评估反馈。三是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创新体制机制、编制振兴规划, 为可持续发展和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爱农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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