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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奉化9名村支书跨村任职,能否破局后进村发展之困?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网站:中国农林科技网  来源:乡村干部报  发布日期:2019-01-09
核心提示:自己的一句半玩笑话,引发了一项制度探索,这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蒋家池头村党支部书记陈伦事先没想到的。如今,每次他处理好蒋
 自己的一句“半玩笑话”,引发了一项制度探索,这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蒋家池头村党支部书记陈伦事先没想到的。

如今,每次他处理好蒋家池头村的事务后,开着私家车来到8.5公里外的孔峙村办公,听到村民叫他“陈书记”,责任感顿时涌上心头。

陈伦的另一个身份是孔峙村“第一书记”。

在奉化,“本村人当本村官”的传统模式正被打破。包括陈伦在内的9名优秀村支书跨村兼任后进村“第一书记”。

传经验、谋实事、定规划,他们用真情和实干赢得了跨村任职村干部群众的心,也经历着压力大、融入难等困惑。

2018年12月底,奉化区委组织部的问卷调查显示:9个村的村民对“第一书记”的满意度为80%。跨村任职,能否破局后进村的发展之困?记者近日到奉化进行了采访。

2018年12月底,奉化区委组织部对9个跨村任职村的村干部、党员、村民开展了一次满意度问卷调查。

“一个外人来当第一书记,我们村没人了吗?”

2018年12月20日下午,正在大棚里拾掇蔬菜的孔峙村村民蒋龙德,听到有人叫他“阿哥”,连忙探出头喊:“陈书记来啦!”

没等洗掉手上的泥,他就小跑过来向陈伦报喜:“多亏你帮忙推销土鸡蛋,今年收入起码翻两番,大棚蔬菜销路也旺!”

陈伦笑着听着,体会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思绪又回到了一年前。

彼时,孔峙村的干部群众正处于深深焦虑之中。眼巴巴看着周边村子发展起来,这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明星村”却起色不大——建设滞后、面貌陈旧、人心不齐。村两委班子平均年龄57.4岁,其中村支书蒋南潮68岁,时常感叹心力不足。

这一切,联村干部、西坞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竺韬韬看在眼里、急上心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陈伦聊起这桩心事。“要不我去当‘第一书记’吧!”陈伦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却让竺韬韬心生一计。2017年12月,街道党工委决定陈伦兼任孔峙村“第一书记”。

“一个外人来当第一书记,我们村没人了吗?”一时间,孔峙村里“炸了锅”:支持者有之,观望者、反对者也不少。

2018年12月25日,奉化区孔峙村“第一书记”陈伦(左)和村民蒋龙德在田间地头交流。 通讯员 沈凯波 摄

“有他在孔峙村,我们有信心”

2017年12月5日,“跨村书记”陈伦正式上任。在村民大会上,他明确“四不”原则:不签字、不报销、不插手村内部事务、不介绍工程项目进村。紧接着就是挨家挨户走访。陈伦还记得,第一次进蒋龙德家,对方始终没正眼瞧他,还冷冷地说:“这个村谁来都搞不好,你也干不长!”“尬聊”没让陈伦退却,因为他认准一个理:没有难打交道的村民,只有不会打交道的干部。

半个多小时,陈伦和蒋龙德聊想法,还主动留了手机号码。之后,蒋龙德遇到找村里盖章、妻子看病、蔬菜没销路这些事,都习惯找陈伦,而陈伦每次都热心相助。一来二往,蒋龙德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而今,陈伦经常两村跑。他认为,孔峙村表面看是缺资金,实质是缺规划、缺思路。

村里有座年久失修的旧礼堂,陈伦和村干部商量进行改造,四处筹集资金150万元。6个月时间,一座简约大气的文化礼堂就展现在村民面前,成为举办文化活动、村民摆喜宴的“网红”场所。浇筑柏油路、修缮村口门楼、重新组建舞龙队……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后,村民们不再把他当外人。“陈书记年轻又有想法,有他在孔峙村,我们有信心。”蒋南潮说。

“全区群众都瞧着呢,必须干出个样子来!”

村级党组织换届时,村党组织书记能力不强,本村又没有更合适人选。时间一长,就变成了集体经济薄弱、矛盾多发的后进村。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

如何治好后进村的“软弱病”?奉化区委近年来一直在探索:机关干部下派担任村“第一书记”,但有时会因缺少农村工作经验而“水土不服”;而区域党建联合体虽然实现了强村带弱村,但辐射区域有限。

陈伦和孔峙村的实践,让当地组织部门有了另一种探索。奉化区有一大批像陈伦一样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他们都在农村历练多年,拥有村庄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独门绝活”,何不让他们去后进村兼任“第一书记”?

很快,奉化区委组织部就梳理出两个数据库:一个是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人才库,包括区首届“金雁”“银雁”兴村名师、省“千名好支书”等;另一个是后进村、薄弱村、矛盾村备选库,根据集体收入、发展状况、村两委班子战斗力等指标排摸得出。

2018年7月,火热的季节开启了火热的实践。捧着区委组织部的聘书,第二批8名村党支部书记正式到8个行政村上岗。“‘第一书记’不是参谋,区委要求他全面主持工作。”奉化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莼湖镇曲池村支部书记王伟岳走进了黄檗村。

“压力比在自己村当书记更大,全区群众都瞧着呢,必须干出个样子来!”这位“银雁奖”获得者坦言。“官宣”前一周,他就悄悄到黄檗村走访村民。

有一次村党员大会讨论土地确权事宜,有两名党员吵了起来,王伟岳一下来了脾气:“不关心村子发展只知道争私利,你们像个党员吗?”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两名党员涨红了脸。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作为外来人,王伟岳不受本村和“熟人社会”的影响,这反而让他放开手脚干事创业。

“把后进村的最大问题和‘第一书记’的治村特长精准匹配,是跨村任职成效发挥的关键所在。”奉化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在确定试点村时,组织部门采用了双向选择的办法。

溪口镇班溪村村支书董良军,之前是一名经商能人,但由于缺少农村工作经验,感觉有力无处使。沙堤村党支部书记俞成方担任村“第一书记”后,手把手传授“治村经”。而“第一堂课”,就是如何讨回山林承包款。

原来,村里有30余户村民拖欠村集体的25万元山林承包款,时间长的有10余年。对靠山吃山的班溪村来说,这个问题成了发展的桎梏。董良军上门苦口婆心讨要,却无人理睬,急得他辗转难眠。俞成方给他出点子:对长期拖欠承包款的村民贴公告通牒,明确逾期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缴,同时林地作无主处理、重新招标。此招一出,欠款全部收回。“道理站我们这边,该强硬的要强硬,毕竟大多数村民是支持我们的。”俞成方说。

近半年来,“第一书记”们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2018年,9个跨村任职村启动实施民生实事工程40余项,村集体收入从上年的67.9万元增加到108万元,增长59.1%。

“王书记,你以后走了我们怎么办?”

最近,王伟岳的脑海里时常萦绕着一位黄檗村村民的话。前段时间,他在村里走街串户,这位村民突然冒出一个问题:“王书记,你以后走了我们怎么办?”

按照区委组织部的规定,首批“第一书记”的任期是到下一次村级组织换届。也就是说,现在离他卸任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而村民的念叨,却让他感受到了另一种责任。

对此,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陈宏彩认为,和其他层级的党组织不一样,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一般由基层党员推举产生。通过组织派遣“第一书记”跨村治村,必须处理好临时派遣和村级长远发展的关系。

此时此刻,奉化区委组织部负责人也在思忖——跨村任职只是手段,根本是要让“第一书记”将“管家治村”的好经验传授给村干部,帮助村里培养起一支政治过硬、本领强的村级班子,为村庄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骨干队伍。

在奉化,“第一书记”们已经在为村庄做更为长远的考量。“香榧大王”、锦溪村党支部书记金忠芳,跨村兼任溪口镇桕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后,结合村里实际情况,规划村集体产业,改造危旧厂房,打造80亩银杏林,建设旅游观光配套设施,既促进了银杏果销售,又发展了旅游产业。王伟岳多次与任职村班子商量,将励赛琴等几位年轻干部作为骨干力量重点培养。

奉化区庄下村“第一书记”吴贤球(左)与干部们共同商量村庄道路浇筑工作。 奉化区委组织部供图

“让跨村书记有干头、有盼头、有奔头”

经过近半年的尝试,“第一书记”的群众认可度到底高不高?2018年12月底,奉化区委组织部对9个跨村任职村的村干部、党员、村民开展了一次满意度问卷调查,其中81.7%的人对“第一书记”表示欢迎;对本村的“第一书记”,有37.8%的人表示很熟悉。

从调查问卷看,跨村任职村已经成为“第一书记”们干事创业的“第二舞台”。擅长群众工作的方桥村党支部书记马利君,被派遣到拆迁任务较重的仓基村,带领党员干部啃下征迁的“硬骨头”;“第一书记”杨良军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将资金、资源带到跨村任职的方家岙村,让机耕路、文化礼堂、水库等项目迅速落地。

不过调查也显示,18.3%的人对“第一书记”表示无所谓或不欢迎。奉化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分析,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个别干部和群众受“本村干部本村选”传统思想限制;二是个别私人利益导致。为了解决“第一书记”融入难问题,组织部门选配时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注重疏导跨村任职村两委班子和村民的主观障碍。

难度还不仅于此。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部分“第一书记”的作用发挥并不明显。“任职村历史遗留矛盾相对复杂、跨村书记还需要更多时间化解。”奉化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任职村规模大、户数多,还需要跨村书记进一步走访沟通,消除党员群众对外来书记的信心不足、情感隔膜,在顶层设计上也要进一步明确“跨村任职”的定位和责权范围。

如何破题?宁波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认为,跨村任职既为后进村整转提升打开了窗口,也为村党组织书记的选拔任用提供了新途径。“深化推广跨村任职制度,既要选好人,真正选派一批政治强、能带富、善治理、经验足的村党组织书记;更要管好人,加大激励力度,提高跨村任职‘第一书记’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探索建立跨村任职容错纠错机制,让他们有干头、有盼头、有奔头。”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奉化区委组织部正着手完善跨村任职制度,比如注重系统性规划、完善选配方式、明确责权范围、完善保障和激励机制等,力争在2019年进一步推广。(乡村干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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